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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寶萬大戰”是最近的一個熱詞，寶能系對萬科的增持和各方輿論的介入吸引了無數人的眼球。近日，萬科公布了其與深圳地鐵的協議內容，據內容顯示已確認引入深圳地鐵作為戰略股東，深圳地鐵將以資產注入形式持有萬科股份，交易對價在400—600億元。目前，萬科股票仍處于停牌階段，“寶萬之爭”尚未塵埃落定。資本市場，瞬息萬變。近日，“寶萬之爭”又上演了安徽版——安徽荃銀高科種業股份有限公司（300087）遭遇違規增持。

荃銀高科是中國種業創業板第一股，在農業和種業行業是一家具有影響力的企業。其2015年度報告指出：在種業市場產能過剩、品種同質化嚴重、競爭環境嚴峻復雜的形勢下，公司經營業績實現了大幅增長，公司營業總收入同比增長29.51%，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323.29%。

荃銀高科遭遇違規增持的背后，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內幕？監管當局對于涉嫌違規者做出怎樣的處罰？實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博弈，生發出哪些建設性的議題？

一封文風嚴肅的警示函

3月9日，荃銀高科發布董事會公告顯示，中國證監會安徽監管局作出一份警示函，《關于對重慶中新融澤投資中心（有限合伙）、重慶中新融鑫投資中心（有限合伙）、西藏中新睿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決定》（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2016]1號），決定書指出：“上述一致行動人在增持荃銀高科股票達到?5%時，未及時向中國證監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提交書面報告，在完成履行報告和披露義務前沒有停止買入“荃銀高科”股份，違反了《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違規增持股份達公司總股本的?3.71%。根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我局決定對中新融澤、中新融鑫、中新睿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監管措施。你公司（企業）應認真吸取經驗教訓，認真學習相關法律法規，嚴格規范上市公司持股行為，依法履行持股變動報告、披露及相關義務，杜絕類似違規行為再次發生。” 作為中國證監會的派出機構，中國證監會安徽監管局作出的這份名為“[2016]1號”的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充分體現了監管當局的嚴肅文風。根據《證券法》及相關法律，收購超過上市公司5%的股份，就需要舉牌并公告。《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第七十五條規定：上市公司的收購及相關股份權益變動活動中的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本辦法的規定履行報告、公告以及其他相關義務的，中國證監會責令改正，采取監管談話、出具警示函、責令暫停或者停止收購等監管措施。在改正前，相關信息披露義務人不得對其持有或者實際支配的股份行使表決權。無疑，這對于違規增持者是一條無法逾越的紅線。

值得一提的是，這份警示函發布之日距離中國證監會新任主席劉士余上任不到一個月。在兩會期間的新聞發布會上，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指出：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必須堅持市場化、法治化這個根本方向。中國證監會必須全面依法加強監管，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在湖南代表團，劉士余指出，“新主席的首要任務就是監管，依法監管，從嚴監管，全面監管，只有監管才能保證改革的措施順利實施。”

金融資本對實業資本的“隱秘”狙擊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評價“寶萬之爭”時指出，寶能系對萬科的增持是典型的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的一次公開狙擊。而反觀荃銀高科遭受違規增持事件，則是典型的金融資本對實業資本的一次“隱秘”狙擊。證券法律人士指出，上述違規增持、沒有履行報告和公告的程序，違反了《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的規定，依據規定，“在改正前，相關信息披露義務人不得對其持有或者實際支配的股份行使表決權。”如何改正，怎么改正，對于各利益攸關方，顯然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寶萬之爭”和荃銀高科被違規增持說明了資本的驅動力，2015年10月24日央行降息0.25個百分點，并降準0.5個百分點。此后爆出寶能對萬科的增持。2016年3月1日起，央行普遍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預計釋放6000億流動性。此后荃銀高科遭遇增持違規增持。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2016年2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142.46萬億元,同比增長13.3%；狹義貨幣(M1)余額39.25萬億元，同比增長17.4%。趁著“放水”之機，一些公司機構短期內聚集資金的能量極大，洶涌的金融資本大潮尋找可以突破的產業堤壩。可以預見的是，金融資本通過各種資本市場，以并購等手段，參與實體經濟的追逐和分利，將是一個常態事件。而對于金融資本來源的監管也應該是管理者監管的內容之一，也符合劉士余主席提出的資本市場要求公正、公開、透明的目標訴求。

對于“寶萬事件”，知名財經評論人葉檀指出，央行資金釋放得不少，實體經濟下行，資金流向房地產與被低估的股票，如果恰好股權分散，成為控股股東獲得低息融資平臺也未嘗不可。而這一切的題中之意，理應在合法合規的層面陽光操作，而荃銀高科所遇到的，恰恰是一次隱秘襲擊。

亞當·斯密問題 資本也有道德情操嗎？

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交替創作了兩本足以流傳后世扛鼎之作《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后世的學者提出了亞當·斯密問題：研究道德世界的出發點是同情心和“利他”，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點是“利己”。

萬科布局房地產三十年，是中高端房地產的樣本和典范。荃銀高科深耕農業和種業行業，首創的“現代青年農場主”計劃，被農業部評為“全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十大模式”之一，獲得教育部“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由農業部向全國推廣。 荃銀高科一批杰出的科學家、專業技術人員團隊，走出國門的青年農場主，在非洲和東南亞地區設立了分支機構,布局農業走出去戰略……這些業績的取得需要金融資本和實業的匹配與結合。

在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國富論》中，亞當·斯密談到，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這種利益，他所盤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導……

看不見的手是市場，看得見的手是政府和監管。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和諧發展，是構建成熟商業社會的基礎性條件，在新的形勢之下，有效監管措施、執法體制的建立，確實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那些做實業的人，在金融資本來臨時，應該怎樣應對？這不僅是一個企業面對的話題，它也同樣事關商業倫理和新經濟的供給側改革。實業有情懷，資本有力量。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如何合理融合，為經濟新常態服務？面對新變化，產業資本及相關上市公司做好戰略準備沒有？

吳曉波老師指出，任何商業行動都應該是善意和妥協的結果，資本沒有善惡，但資本行為的后果，會產生一系列的代價和公共連鎖效應，這是需要敬畏和值得進行深入的討論。“暴力革命”式甚至是違規的資本入侵，顯然不應該成為今后“金融商業時代”的主流模式。

回到“亞當·斯密問題”，這是一個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問題，掌控資本的人既不可能是純粹的“道德人”，也不可能是純粹的“經濟人”。經濟人的“利己”，道德人的“利他”，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二者和諧共生，才能推進和諧文明的商業倫理和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作者張曉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財經》獎學金班學員、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金融媒體班學員）

摘自：搜狐公共平臺

http://mt.sohu.com/20160317/n440795926.shtml